奧古斯特•康拉德

(1864-1925)


賈柏蓮孜去世後,由于沒有合適的人選,東方語言學科的教授席位壹直處于空缺狀態。1892年起,奧古斯特•康拉德(1864-1925)擔任萊比錫印度語和藏語編外講師,1895年起擔任印度語和東方語學科編外講師。1897年他被授予編外教授稱號。康拉德繼承了賈柏蓮孜的衣缽,堅持嚴謹的科研方法和開放自由的學術態度。萊比錫漢學系,這個在賈柏蓮孜按照語言學及考證學方向建立起來的學科體系在康拉德的帶領下,從1911年起逐漸發展成與國際有著縱深聯系的“萊比錫學派”。它不僅對語言史和語言學的相關問題以及宗教學、民族學進行研究,並且在卡爾•蘭普雷希特(1856-1915)的影響下還擴展到普通中國文化學研究。從1923年起,還由布魯諾•辛德勒(1882–1964)組織創辦了《泰東》漢學雜志。
在完成了古典哲學、梵語和比較語言學的學習後,1886年康拉德在維爾茨堡完成了論文《十五頁的君瀾尼泊爾棕榈葉手稿》,獲得了印度語文學博士學位。1891年,康拉德在萊比錫獲得了其主攻專業梵語、第二專業藏語和佛教的大學執教資格,之後便將其學術重點轉到漢語研究上。1903年康拉德原計劃在北京的國立高校擔任三年德語教師,但由于家庭原因,8個月後他不得不中斷其在中國的工作。回國後,康拉德以比在義和團起義後德國公衆對待中國的普遍態度更加積極的勢頭投入到對中國的研究中去。康拉德堅持植根于中國起源與文化的獨立性。1910年他爲烏爾施泰因出版社的世界史編輯撰寫了第壹部中國曆史總集,而這部作品全部取材于中文資料。
由于卡爾•蘭普雷希特(1856-1915)主要致力于東亞文化,尤其是日本曆史的研究,爲此1906年專門爲其文化史與世界史教學專業設系,並由卡爾•弗洛恩茨在東京購置了各種東亞語書籍。在蘭普雷希特的努力下,1914年5月18日萊比錫大學開設東亞課程,這意味著東亞科學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了機構化的建制。蘭普雷希特還爲該課程貢獻出了自己的相關藏書。同時萊比錫圖書館將柏林教授威廉•格魯貝(1908年去世)的部分藏書提供給這壹新開設的課程使用,藝術史學家奧斯卡•明斯特貝格(1865-1920)也拿出自己約8000冊日語及漢語藝術文獻以供借閱。
從1892年起康拉德擔任了印度語、西藏緬甸語及後來的漢語教學,並成爲東亞語言學科的編外助教。由于第壹次世界大戰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使得康拉德直至1922年才被授予教授職位。
從其遺留下的手稿,可看出康拉德科研的廣度,布魯諾•辛德勒于1926年在《泰東》雜志中專門對此作了編排。這些手稿共計390份,其中59份涉及語言學,69份涉及漢語語法,88份涉及漢語文學史,16份涉及漢語字文字學,39份涉及宗教史,14份涉及藝術史,105份涉及曆史和文化史。
康拉德1920年由紙張、木片和絲綢組成的信件和卷軸殘編—《斯文•赫定斯在樓蘭的漢語手稿及其他出土物》,花費了他多年時間,進壹步擴充了中國本土文化理論。在康拉德1925年早逝後的最初幾年其手稿文獻僅有少數被出版。布魯諾•辛德勒流亡海外時將康拉德的遺著帶到了倫敦,然而這些遺著卻在空襲中被毀壞,僅有壹小部分還存留在萊比錫。
這些被出版的少量文獻已爲語言、中國曆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開辟了具有討論價值的新論點,其尚未未被發表即被毀的手稿,應該也具備重要的學術價值,可想而知萊比錫學派所遭受的損失是多麽重大。
1919年布魯諾•辛德勒在康拉德的指導下完成了題爲《古代中國僧侶》的論文,取得了博士學位。受壹戰影響,重要的法語漢學雜志《通報》不再對德國漢學家發行,1923年布魯諾便創辦德國漢學雜志《泰東》。其他的德語雜志沒有充足的版面涉足漢學領域,《德國東方學會雜志》(ZDMG)則未涉入東亞和中亞研究部分。
截至1935年,《泰東》雜志已連續發刊10年。然而辛德勒不得不因爲其猶太籍身份而逃亡英國,雜志社即被解散。盡管埃裏希•漢尼士在納粹時期公開對辛德勒的退出深表遺憾,盡管他鼓足了勇氣,但卻沒有付諸于行動爲預訂者發行第10期雜志。
戰後,1949年辛德勒在倫敦重新發行《泰東》。1975年由于經濟原因不得不調整發行。1990年起丹尼斯•切特更新了版面內容在普林斯頓重新發行《泰東》。1998年起《泰東》開始在台灣發行。
盡管萊比錫學派以康拉德爲中心,盡管漢學家對《泰東》存有爭議,盡管康拉德在壹戰初主要致力于德國東亞研究,但他仍與國際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僅康拉德和布魯諾•辛德勒爲該學派效力過,康拉德的女婿—後繼者愛德華•埃爾克斯以及後來的萊比錫梵語教授,《泰東》的共同出版人弗裏德裏希•韋勒(1889–1980)也都爲此做出了貢獻。此外聖言傳教士弗蘭茨•克薩韋爾•比亞拉斯(1878-1936)壹直在北京天主教大學工作到1936年,其間,即1934年,他在北京創辦了《華裔學志》雜志。伯恩哈德•高本漢(1889–1978),挪威漢學家,從1918年起擔任哥德堡東亞語言及文化學科教授,1939年至1959年擔任斯德哥爾摩東亞藝術博物館館長,1915年在康拉德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和大學執教資格。康拉德指導的其他博士生還有後來成爲劍橋大學的漢學教授及《泰東》的聯合出版人古斯塔夫•哈勞恩(1898–1951)以及後來的伯克利大學教授,奧地利人奧托•約翰•曼希恩•赫爾芬(1894–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