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康拉德

(1864-1925)


贾柏莲孜去世后,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东方语言学科的教授席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1892年起,奥古斯特•康拉德(1864-1925)担任莱比锡印度语和藏语编外讲师,1895年起担任印度语和东方语学科编外讲师。1897年他被授予编外教授称号。康拉德继承了贾柏莲孜的衣钵,坚持严谨的科研方法和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莱比锡汉学系,这个在贾柏莲孜按照语言学及考证学方向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在康拉德的带领下,从1911年起逐渐发展成与国际有着纵深联系的“莱比锡学派”。它不仅对语言史和语言学的相关问题以及宗教学、民族学进行研究,并且在卡尔•兰普雷希特(1856-1915)的影响下还扩展到普通中国文化学研究。从1923年起,还由布鲁诺•辛德勒(1882–1964)组织创办了《泰东》汉学杂志。
在完成了古典哲学、梵语和比较语言学的学习后,1886年康拉德在维尔茨堡完成了论文《十五页的君澜尼泊尔棕榈叶手稿》,获得了印度语文学博士学位。1891年,康拉德在莱比锡获得了其主攻专业梵语、第二专业藏语和佛教的大学执教资格,之后便将其学术重点转到汉语研究上。1903年康拉德原计划在北京的国立高校担任三年德语教师,但由于家庭原因,8个月后他不得不中断其在中国的工作。回国后,康拉德以比在义和团起义后德国公众对待中国的普遍态度更加积极的势头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去。康拉德坚持植根于中国起源与文化的独立性。1910年他为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的世界史编辑撰写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总集,而这部作品全部取材于中文资料。
由于卡尔•兰普雷希特(1856-1915)主要致力于东亚文化,尤其是日本历史的研究,为此1906年专门为其文化史与世界史教学专业设系,并由卡尔•弗洛恩茨在东京购置了各种东亚语书籍。在兰普雷希特的努力下,1914年5月18日莱比锡大学开设东亚课程,这意味着东亚科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了机构化的建制。兰普雷希特还为该课程贡献出了自己的相关藏书。同时莱比锡图书馆将柏林教授威廉•格鲁贝(1908年去世)的部分藏书提供给这一新开设的课程使用,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贝格(1865-1920)也拿出自己约8000册日语及汉语艺术文献以供借阅。
从1892年起康拉德担任了印度语、西藏缅甸语及后来的汉语教学,并成为东亚语言学科的编外助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使得康拉德直至1922年才被授予教授职位。
从其遗留下的手稿,可看出康拉德科研的广度,布鲁诺•辛德勒于1926年在《泰东》杂志中专门对此作了编排。这些手稿共计390份,其中59份涉及语言学,69份涉及汉语语法,88份涉及汉语文学史,16份涉及汉语字文字学,39份涉及宗教史,14份涉及艺术史,105份涉及历史和文化史。
康拉德1920年由纸张、木片和丝绸组成的信件和卷轴残编—《斯文•赫定斯在楼兰的汉语手稿及其他出土物》,花费了他多年时间,进一步扩充了中国本土文化理论。
在康拉德1925年早逝后的最初几年其手稿文献仅有少数被出版。布鲁诺•辛德勒流亡海外时将康拉德的遗著带到了伦敦,然而这些遗著却在空袭中被毁坏,仅有一小部分还存留在莱比锡。
这些被出版的少量文献已为语言、中国历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开辟了具有讨论价值的新论点,其尚未未被发表即被毁的手稿,应该也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想而知莱比锡学派所遭受的损失是多么重大。
1919年布鲁诺•辛德勒在康拉德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古代中国僧侣》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受一战影响,重要的法语汉学杂志《通报》不再对德国汉学家发行,1923年布鲁诺便创办德国汉学杂志《泰东》。其他的德语杂志没有充足的版面涉足汉学领域,《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则未涉入东亚和中亚研究部分。
截至1935年,《泰东》杂志已连续发刊10年。然而辛德勒不得不因为其犹太籍身份而逃亡英国,杂志社即被解散。尽管埃里希•汉尼士在纳粹时期公开对辛德勒的退出深表遗憾,尽管他鼓足了勇气,但却没有付诸于行动为预订者发行第10期杂志。
战后,1949年辛德勒在伦敦重新发行《泰东》。1975年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调整发行。1990年起丹尼斯•切特更新了版面内容在普林斯顿重新发行《泰东》。1998年起《泰东》开始在台湾发行。
尽管莱比锡学派以康拉德为中心,尽管汉学家对《泰东》存有争议,尽管康拉德在一战初主要致力于德国东亚研究,但他仍与国际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康拉德和布鲁诺•辛德勒为该学派效力过,康拉德的女婿—后继者爱德华•埃尔克斯以及后来的莱比锡梵语教授,《泰东》的共同出版人弗里德里希•韦勒(1889–1980)也都为此做出了贡献。此外圣言传教士弗兰茨•克萨韦尔•比亚拉斯(1878-1936)一直在北京天主教大学工作到1936年,其间,即1934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华裔学志》杂志。伯恩哈德•高本汉(1889–1978),挪威汉学家,从1918年起担任哥德堡东亚语言及文化学科教授,1939年至1959年担任斯德哥尔摩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1915年在康拉德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和大学执教资格。康拉德指导的其他博士生还有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及《泰东》的联合出版人古斯塔夫•哈劳恩(1898–1951)以及后来的伯克利大学教授,奥地利人奥托•约翰•曼希恩•赫尔芬(1894–1969)。